[分享] 海军军事革命,1500-1800

(不全)

「经验教导我们在今天的海上战斗中几乎不可能登舰肉搏…而主要是依靠大型火炮击毁敌人的帆桅，撕裂、打歪、洞穿敌舰，因此陛下海军的优势依靠的是，在船只负载的极限上，维持足够数量的重炮装备。」但没什麼证据说明这样的建议有被遵循。相反地，詹姆士一世(译注：在位1603-1625)时代的海军远征就是一场灾难，主要因为在海峡(Narrow Seas)中其主要战船难以驾驭。1625年率领卡迪兹(Cadiz)远征的温布顿(Wimbledon)勋爵高瞻远瞩地(假如不是尖酸地)评论道：「我发现那些大船(尤其是比较老式的)的火炮都超载了，不适合攻击性的作战，比较适合在家里防御」。他的旗舰，皇家安娜(Anne Royal)号(和皇家方舟Ark Royal号一样自1588年以来就是英国的旗舰)「在西班牙海域」艰难的「荡桨」，以致於必须「把一堆装备丢下海…因此我们的意见是这些船…要小而坚，不要华而不实，比较适合这样的旅行。」不过政*府仍然是不听劝。1627与1628年派去解拉罗歇尔(La Rochelle)之围的舰队完全无法配合它们的任务，而查理(Charles)一世(译注：在位1625-1649)的「船金」舰队，原本是想利用西班牙的资助来建造，为了帮助西班牙船只在英伦海峡保持航道净空，同样的包括了许多老式战舰，它们笨重到在其他地方无用武之地。斯徒亚特王朝的旗舰，1637年下水的、排水量1500吨的「海霸王」(Sovereign of the Seas)号甚至比无敌舰队中的加里翁帆船更缺乏机动力，而其104门火炮(加起来超过153吨)到了后来必须减少一些以减轻重量
实际上，是荷兰而非英国第一个创造了外洋舰队，能进行远程的活动。在与西班牙对抗的战争中，荷兰海军的三项主要任务分别是保护他们的商船；封锁南尼德兰那些私掠船出没的港口(最重要的是敦克尔克)；以及拦截定期送往北海的西班牙战舰与人员运输舰队。这些都是困难的工作，前两项需要的是轻快所以船型纤细的、并且一次能在海上待上数月的的船只，而第三项则要求船只安装威力强大的火炮以及强度更大的船壳。1600年后不久，荷兰的港口荷恩(Hoorn)建造了8艘新式的300吨主力舰：与宽度相较它们的船身较长，吃水较浅，而船型纤细。他们被称做护卫舰(frigate)，并且很快的成为舰队中的主力。在1621年荷兰海军拥有9艘500吨以上的船只，但到了1629年这些船只已经一一退役。搭载40门炮，300吨重的护卫舰成为荷兰海军的标准战舰：重型的船只只剩一小撮，例如荷兰(Holland)分队的旗舰埃米莉亚(Aemilia)号(载炮56门，1632年下水)。有了这种快速有效的船只，加上纵火船(fireship)的帮助，荷兰得以於1639年10月、在肯特(Kent)海岸外道斯(Downs)的泊地摧毁一支规模大得多的西班牙舰队。

在道斯的攻击是线状队列第一次明显的运用於欧洲海域。荷兰的海军上将马腾．哈培茨恩．特龙普(Maarten Harpertszoon Tromp)率领其分队直捣西班牙舰队(不包括查理Charles一世的舰队，他们试著与战团保持距离)，并且击沉了53艘敌舰中的40艘。这种战术的发明是所有荷兰的邻居都承担不起忽视的后果的。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七年的内战造成了英国战船建设的空窗期。然而后来建造的船只也因此与海霸王(The Sovereign of the Seas)等类似的船只大相迳庭；伊丽莎白时代建造的大部分加里翁(galleon)帆船长宽比为2.5：1，查理一世时代的船只长宽比为3：1，而1646-1647年之间新建的船只长宽比则为3.5：1。它们就是护卫舰。在1649年，克伦威尔的共和政*府下令建造了不下於77艘这种新式设计的船只，而在1651年庆祝了英国的造船业，「因为他们成功的设计并建造了护卫舰」。

克伦威尔共和为数157艘的舰队现在明确的被指示要采取荷兰人擅长的线状队列战术。1653年3月29日由布雷克(Blake)、蒙克(Monck)、狄恩(Deane)等大帅署名的《舰队作战优良指挥导论》(Instructions for the better ordering of the fleet in fighting)写得很出色：

「当见到旗舰开始接战时…每个分舰队必须善加利用形势，紧跟著与次一敌舰接战；为此所有分舰队必须努力的跟在旗舰后保持线状的队形。」

当时英国已与荷兰处於战争状态，而一连串的全面冲突就是以双方舰队平行排成两列、互相炮轰的方式展开(就像前半个世纪陆军已经开始做的一样)。最后荷兰输了——或者就像奥立弗．克伦威尔(Olicer Cromwell)对其大使之一扼要的说法：「你向天国乞求判决，而主已经宣告你败诉了」。因此在1654年春，在与荷兰签订和约后，英国拥有「160艘精悍的战舰，准备完善，巡弋海上，部队满载，必须减少或解散，或者用在更有益的地方」。经过一些讨论后，政*府选择了后者。在该年未结束前，在伦敦商人的资金挹注下一支38艘船只的舰队被派往西印度，在加勒比海画出一块不列颠帝国的势力范围并加以保护；接著在1656年，在对西班牙宣战后，另一支40-50艘船只的舰队维持在地中海与西班牙海域，而另一支或许有50艘以上船只的舰队则固定用来保护英国沿岸地带  
这时以长期作业为前提、能够航向远方的外洋舰队确实出现了；而其第一次出现的时机总是欧洲史上争论的焦点。当然这要部份归功於克伦威尔共和政*府下的管理，使得这支舰队能够得到适当的人员、蛋药、什物等支援补给，无论是平时或战时；也要部分归功於共和海军优越的财政资源，吸引了不成比例的税收与商业资本；又要归功於舰队的炮手与士兵，他们在内战期间汲取了战斗经验。但上述因素没有一样能仅凭其自身就能在西印度与地中海长期维持舰队的驻守。最关键的因素是船只设计的改变，因为只有护卫舰(frigate)能够在远洋有效的长期操作。

然而，并非所有的海军专家都信服「最大型的老式英国船舰(有90-100门炮)」应该被废除。例如，在1656年，海军将领乔治．爱司璩(George Ayscue)争论道第一级船只即将重新夺回其地位：

「因为它们的威力比护卫舰更加强大，比护卫舰更能承受火炮的后座力与敌舰炮火的攻击，更加坚实，有如海上的堡垒，而且也很难像护卫舰一样对其进行登舰攻击，有鉴於他们高耸的设计。」

他是对的。自1659年以来，当英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时，双方都开始建造更大型的船只。在特龙普(Tromp)的年代，1653年的特黑登(Terheyden)战役中他所指挥的船只火炮超过40门的不过仅仅两艘，而德．鲁易特(de Ruyter)20年后指挥的同类船只竟有62艘；而布雷克(Blake)麾下的此类船只不过18艘，但其后继者在1672年有74艘，在1689有一百艘。这些舰队的火力加总起来十分可怕。在1673年的奇吉敦(Kijkduin)战役中，荷兰的战列舰(ships-of-the-line)搭载了4233门炮；一个世纪前勒班多(Lepanto)战役中的基督教联合舰队不过搭载了1815门炮，而西班牙无敌舰队也仅有2431门。而法国走的则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虽然1660年代下水的几艘船只属於路易十四「浮动堡垒」计画中的一部分，是搭载了100门炮、三层甲板的战舰；但其舰队的大部分是纤细的74门炮、双层甲板战舰。而到了1680年代，从其敦克尔克、布勒斯特与罗歇弗尔(Rochefort)的基地出发，221艘强(包括93艘战列舰)的法国舰队能够同时挑战英国与荷兰的舰队。或许阻止威廉三世在1688年侵入英国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法国舰队在下一年保住了它们对海洋的控制，让詹姆士二世带著一支部队登陆爱尔兰，并且在1690年7月1日在滩头岬(Beachy Head)外击败了英荷联军的主力舰队。但这些成功都不具决定性：詹姆士与其支持者於1690年7月12日在波内(Boyne)被击溃，而且即使是在滩头岬一战后，英国依然在海上拥有坚强的实力。就像败军之将特灵顿(Torrington)勋爵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人都惧於法国的即将入侵，但我总是持相反的意见…因为我说过，只要我们的舰队还在，他们是连一次都不敢尝试。
一支「舰队的存在」——那或许正是北部欧洲海域中海战僵局的关键。在百来艘船只组成一支舰队的情况下，即使是延长交战的时间，要充分的摧毁对手力量也难以做到，既然(就像1690年另一名败将克劳德斯里．薛佛Clowdesly Shovell独具的慧眼所看到的)「在海上，当舰队间的实力接近时，要大胜一场必须依赖极大的局部成功；因为当一方被打得很惨时，另一方通常也受到削弱」。即使是1692年法国在拉．休哥(La Hogue)的战败也不具决定性：战后路易十四的海军滞留在港内，这没错；但这纯粹是因为，以机伶的瓦邦(Vauban)为首的大臣们说服他说这样他可以保存珍贵的资源，好像在舰队中「放了樟脑丸」一样。作为替代的策略，一些海军基地被建设成要塞，并且转型为高效的私掠活动中心。为了进行这种游击战(guerre de course)，最理想的工具是搭载32磅炮的护卫舰(frigate)，因此法国将其信心全寄托在这之上——果不其然，在1689到1697年间，法国掳获了大约4000艘敌船。更有甚者，利用其威力强大但不灵活的战舰，法国仍能巡弋其海岸线；并比其对手更有效的保护美洲与亚洲的殖民地，因为护卫舰，正如克伦威尔的海军将领所发现的，能够远航至战列舰(battleship)的航程之外。

渐渐的，同样的战略真理逐渐为其他欧洲海权揭露：一但法国放弃了舰队活动而转向私掠，他的对手需要的战舰减少了，而护卫舰的数量则增加。於是，虽然在1660到1688年间共有24艘90门炮以上的英国战舰下水，其后至1693年间这型的战舰仅仅又多了3艘。但整个海军的规模从173艘船(6930门炮)上升至323艘船(9912门炮)。

二

1588后，大西洋岸的欧洲国家血腥且漫长的海军竞赛终於创造了一种舰队，能同时在数量与设计上在远离其家乡的地方追求战略目标。到了1688年新式的战列舰(ships-of-line)已能够在加勒比海、印度洋、太平洋操作，藉此同时获致战术与战略上的优势。但是它们(当然)不是欧洲第一批驶向遥远海域的船只。比如说在美洲，从哥伦布的时代开始西方人便已获得海权优势，既然美洲原住民缺乏任何他们自己的专门的战船，不管是在外洋抑或内陆海。例如在1521年的德斯克克(Texcoco)湖，科提斯(Cortes)与其部队遇上了武装的独木舟，而他们就直接建造了较大的船只，称做斗舰(brigantine)并加装了火炮。在不到几小时内湖面已是他们的了，这也包括了湖中的珍宝，阿兹提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然而保护其帝国的富庶免受其他欧洲国家的侵扰更为困难。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小支加里翁(Galleon)帆船组成的舰队足以护航定期往返西班牙与加勒比海之间的商船队，而1565到1566年间从佛罗里达迁走法国移民仅需从西班牙派出一支主力远征舰队。但法兰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於1570至1580年代间在美洲海域的海盗活动，其所造成的威胁远超过当地武力能抗拒的程度。1586年10月25日，负责保护所有印度贸易的梅第那．西东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向菲利浦二世报告说，在他看来，要对抗伊丽莎白的海外侵略政策，直捣英国本土这个海盗窝巢会比增强整个加勒比海的防御要来得便宜且有效。当然，公爵的意思并不是在他的意见被采纳时由他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但他的战略前瞻无疑是正确的——在无敌舰队失败之后，有如公爵所预测的，在西属美洲所做的增强舰队与要塞的努力全不足以驱赶这些抢匪。  

许多现代学者对这种西班牙战败的解释给予全力支持；然而这未必符合所有证据。首先，葡萄亚与卡斯提尔的加里翁帆船(Galleon)早已熟悉——而且通常成功的运用——保持距离炮击的战术。例如，1500年葡萄牙曼纽尔(Manuel)王为了皮多罗．阿伐尔．卡布罗(Pedro Alvares Cabral)的航向印度之行所授与他的《教训》中就特别提到，若是他遇上了牧司林的船只，「假如可以避免的话不要和他们靠的太近，而只需要运用你的火炮来攻击敌人的帆桅逼退他们」，这样「打起仗来安全得多，而且…对你船员造成的损失较小」。下一支舰队在1502年由达伽马率领，在马拉巴海岸撂倒一支庞大的牧司林舰队，藉由「一艘接著一艘相连成一线」的航行方式，以及维持持续的火力，炮手「急著重新装填蛋药而事先将火（百度）药一袋袋量过份量装好，因此可以加快速度」。这项技术持续运用到1557年，当英国海盗威廉．托森(William Towerson)和其同僚在几内亚遇上一支葡萄牙分舰队时，葡萄牙人立刻采取了头尾相续的战斗队形，藉著不停开火的侧舷赶走敌人。

不过很明显地这不是菲利浦的舰队在1588年所用的方法。无敌舰队中的8艘沉船已在水下经过调查，它们全都是交战中最重型的几艘船只，无疑的都在英伦海峡上的死战终结时还带著相当数量的炮弹——所有发掘出的沉船都连带著数量庞大的重9磅以上的炮弹出土。同样的，关於那些安然回到西班牙的船只的管理纪录常常也提到安然回到海军仓库的成堆的火（百度）药与炮弹。这些奇怪的状况在更深入的同类资料中得到解释，它们纪录著在整个作战期间每艘雇来的船上的每门炮在每个场合开火的次数。22门炮的千里达．德．艾斯卡拉(Trinidad de Escala)号在8月2日发射了35发炮弹(平均一门炮1.6发)，8月4日发射了21发(每门0.96发)，而在8月8日於鬼门临(Gravelines)的激战中发射了38发(每门1.7发)。20门炮的圣大芭芭拉(Santa Brbara)号在7月31日发射了21发(每门1.1发)，8月1日28发(每门1.4发)，8月2日47发(每门2.35发)。最后，在整个作战期间安达露西亚的圣法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号总共从其21门炮中发射了242发炮弹，而他的两门重炮全加农(full cannons)分别发射了10和12发——一天简直不到一发。这些数字——以及其他许多与之相似的数据——完全衔接不上每门炮原本配给的50发弹药数(虽然这的确解释了为何无敌舰队没办法给英国舰队造成任何印象)。

那麼在英伦海峡中的西班牙舰队是出了什麼差错？根据无敌舰队总司令梅第那．西东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的指示，所有的火炮都事先装填好蛋药，以便在战斗开始时可立即开炮一次。第一次开火时所需要的仅仅是持著点著火绳杆的操作人员。这正是划桨船(galley)在近距离撞击敌舰时瞬间开火的战术；在这种状况下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立即重新装填弹药的机会，因此在作战操典中也没有这个步骤。但在英伦海峡中，英国人很没有骑士精神地拒绝冲撞或登舰。无疑地，当英国人的企图越来越明显时西班牙人也努力的在打完第一发后继续开火；而对於轻型的、射程短的后膛装填炮这不成什麼问题。然而较大型的前膛装炮在海上要重新装填只有运用两种方法的其中之一。它们可以先被拉进船内进行必要的作业；或者就留在外头直接装填。现在档案与考古证据都清楚的证明，西班牙无敌舰队上较大型的火炮是安装在大型的两轮载具上，而载具的尾端过长，使得它们难以拖进船内重新装填。某些载具几乎与船甲板一样宽。另一方面，既然在船外人必须跨坐在炽热的炮管上，在暴露且困难的位置上清理炮管并重新装填——尤其是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这很不可能经常达到任何层次上的成功。所有现成的证据都显示无敌舰队上的对舰舰炮从未能在近距离对敌人持续开火，虽然这可能是他们成功的唯一方法。

无敌舰队一役也对伊比利人的东方帝国防御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作战本身吸收了其他远征所预定的资源——对亚齐(Acheh)的攻击和在蒙巴萨(Mombasa)建筑要塞的计画都被取消，据称是因为菲利浦二世要将其力量集中在对英国的作战上。另一方面，既然攻势已随著无敌舰队的失败而被迫终止，1590年代第一批到达印度洋海域的英国与荷兰船只给印度总督府(Estado de India)带来了新的棘手问题。果阿(Goa)总督在亚洲海域的对策被来自欧洲的敌人(os enemigos de Europa)所宰制著。由於本质上是一连串贸易网络而非实际占有领土的行政组织，葡属印度特别脆弱：它主要是进行分配而非生产，并且是透过人与人的关系而非对土地的控制。葡属印度的第一任总督法兰西斯科．德．欧马迪亚(Francisco de Almeida)就任总督时所拥有的不过是他的舰队；而即使是在果阿、麻六甲、迪乌(Diu)、荷姆兹(Ormuz)等基地一一被征服后，海路的控制对葡萄牙体系的成功运作仍然非常重要。在荷兰人到来前维持海路畅通比较容易。1502年，达伽马靠著他的18艘船摧毁了卡利克特(Calicut)的舰队，而他的旗舰不过携带了16门炮——没一门大口径的。20年后，葡萄牙在印度洋周遭的60艘船和6座堡垒总共不过配备了1073门炮。而且，即使是在作战行动中，这些炮并没有有效的运用。例如在1510年，葡萄牙总督阿丰索．德．阿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的400吨旗舰在麻六甲海峡与一艘苏门达腊的大型商船相遇，整个葡萄牙舰队贴近厮杀并：「开始射击；但这到底对它没有影响，而它且继续航行…葡萄牙船只攻击其帆桅…终於使其落下帆来。因为那艘船很巨大…我们的人不敢登舰，而我们的火炮不能伤它分毫，因为它周围的船壳有四层厚，而我们最大的加农只能打穿两层。」经过两天没日没夜毫无效果的炮击，机警勇敢的阿布克尔克决定拔掉那艘船的两支舵桨，而它终於投降了。  

这种野蛮小鬼头一般的指挥有可能成功，当然只是因为苏门达腊的艟(jong)，就像其他印度洋本地所造的船只一样，没有火炮保护。当亚洲地区的船只开始携带并使用火炮后，葡萄牙人对海路的控制就遭到了严重的威胁。首开其例的是埃及的统治者，他们定期的派遣舰队进入红海挑战葡萄牙人。1508年，一支6艘圆船(round-ship)与6艘大划桨船(galley)组成的舰队从苏伊士航向乔阿(Chaul)，同行的还有一些古吉拉特(Gujarati)战船，要前往摧毁当地的一支葡萄牙分舰队。但在1509年2月，几乎所有印度洋海域的葡萄牙船只(其中的19艘)与欧洲人(1200人)航向迪乌，并将碇泊中的大部分埃及战舰击沉。埃及的颚图曼统治者扫清「老是给来自印度，经由海路前来的商船造成损失」的「恶行恶状的葡萄牙船只」的企图更加失败。1538年派出的舰队收复了亚丁(Aden，位於红海的出口)，但在迪乌外被决定性的击败；1552年的第二次行动攻下了马斯开特(Muscat，在波斯湾的出口处)，但被欧洲人大创后被迫撤退；1559年的第三次则连波斯湾都走不出去。实际上对巴林(Bahrain)岛的攻击是失败的如此彻底，以至於颚图曼指挥官必须贿赂葡萄牙人12000色拉芬币(serafin)，以将其人员渡回大陆。

然而到了此时，伊比利人入侵导致的亚洲海域的纷乱因为某些原因而部分地缓和下来。在西边，建立了邻接印度洋的三大一司兰帝国——萨凡薇(Safavid)、颚图曼与蒙兀儿——到了1550年代已建立了行政组织来对抗葡萄牙的印度总督府。同时在东边，印度尼西亚的牧司林国家——尤其是亚齐——正学著建造不易被俘虏的、武装充足的大船。1560年代的红海与1570年代的新加坡外，葡萄牙的加里翁(galleon)帆船和搭载土耳其火炮部队的亚齐战舰间有过数次激战。没错，胜利通常是欧洲人的，但代价很骇人：在1562和1565年，亚齐的红海克瑞克(carrack)大帆船被击沉了，但带著另一艘葡萄牙大船一同陪葬。有了这样的经验，苏门达腊与埃及间的牧司林海上贸易势必解禁。同时以卡利克特为基地的一些小型战舰——在葡萄牙史料中叫作马拉巴(Malabar)海盗，而在一司兰史籍中则被称作「伊司兰自由战士」——给他们身型狭窄而轻便的船只发展出更好的战术：兼用桨帆推进，他们结成小队行动，和地中海的滑桨船一样利用他们装置在船艏中央的火炮对付在无风时的商船。在17世纪他们相当有效，因而蒙兀儿帝国的苏拉特(Surat)港雇用他们防御葡萄牙人的攻击；而在18世纪，这些「海盗」甚至截获了一艘英国的东印度(Eastindiaman)大帆船。

关於葡萄牙失去其帝国的原因通常归咎於过度的扩张；而其在莫三比克和锡兰攫取领土的努力尤其受到批评。但从档案文件看来，这些标志著欧马迪亚与阿布克尔克的政策破产的行动，比较像是对於失去一个世纪前轻轻松松的贸易垄断的直觉反应，而并非因为单纯的贸易衰退。恰恰相反，正是一司兰的海权复兴使得葡萄牙人转向领土征服。然而，1600年左右为了征服莫三比克和锡兰所挹注的巨大资源确实便利了英国和荷兰在印度洋的兴起。葡萄牙人就是缺人、缺船、缺火炮，既要征服锡兰、让一司兰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又要抵抗来自欧洲的敌人；虽然印度的葡萄牙商人要求里斯本的政*府禁止征服行动，已建立的传教活动就是不愿意放弃从异教徒当中赢得的灵魂。  

於是新到亚洲的荷兰人与英国人点倒了原本就对葡萄牙人不利的权力平衡。1590年代便已破坏性十足——荷兰人派遣了15次远航，总共包括了65艘船只，而英国人派出了一趟——但1602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荷属东印度公司派出的第一支舰队包括14艘船，其中有9艘超过400吨；1603年由史蒂芬．凡．德．哈根(Stefan van der Hagen)率领的下一批舰队仅有10艘船，但配备更重型的武装。哈根的旗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号重900吨，搭载了6门24磅炮与18门8或9磅炮；而他本人则清楚的收到指示要在亚洲寻求对抗葡萄牙人的同盟，并尽可能的摧毁葡萄牙人的贸易。1605年派遣的舰队由蔻那留斯．马特里夫(Cornelius Matelief)率领，更是被指示道第一顺位是毁灭葡萄牙的控制，即使这意味著公司自身的营运会开天窗一阵子。最后，到了1619年尾，公司因为亚洲的战争可能花了1500万芙洛琳(florin)，(并且为此多了600万芙洛琳的债务)，建立了13处堡垒和主要的贸易站，并且向亚洲送出了246艘船。不过葡萄牙人的贸易也被有效的毁灭了：1602到1619年间从里斯本派出的船只中，其中有些很小，仅有79艘抵达终点站印度。回航的船只更少，一部分是因为尽管克瑞克大帆船携带了一些重炮，「操炮手多半是工匠、鞋匠、裁缝或者那些当时机到来时不懂得如何开炮的家伙」。

在16世纪的地中海上真正对划桨船展开挑战的并非圆船，而是来自重型划桨船(galeass)。威尼西亚共和国在面对1520年代对其商船队日益严重的海盗攻击时，试验著防御力较好的不同舰种。在1529年，在一名希腊文教授的指导和一卷新发掘出来的手抄本经典的帮助下，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第一艘五桨座战船(quinquereme)再度问世。长74公尺宽11公尺，它可能是人类史上建造过的最大型的木造船只；但不幸的是它被发现太不灵活以致於在行动中表现的很别脚。然后，大约在1540年，第一艘重型划桨船在兵工厂下水了：长50公尺(相较於大部分划桨船的40公尺)，宽9公尺。它同时由帆和桨来推进，而且也有更加良好的武装：标准的重型划桨船在船艏或船艉搭载8门重炮，另外7门以上杀伤人员的武器安装在船舷两边。它们很快的证明了它们的价值。举例来说，在1571年10月7日的勒班多(Lepanto)海战中，土耳其舰队将6艘威尼斯的重型划桨船误判为支援用的商船而对之进行强攻：他们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说不下於70艘划桨船是被这种新战舰给击沉，「不可思议的是仅仅6艘重型划桨船就造成了这样巨大的破坏，由於它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曾在海战中居於最前线」。交战仅仅持续了四个钟头，部分原因是因为西班牙步兵的精湛表现(他们也在威尼斯战船上服役)，但主要是由於基督徒们决定性的优势火力。据计算他们配置了1815门火炮，而相对的土耳其这边仅有750门，而到最后土耳其人且打光了他们的弹药。但他们没有立即放弃。一群土耳其新军(Janissaries)在失败已明显的不可避免后仍然坚持战斗，「而且在他们用完他们能用的武器后，(他们)搜罗起柳橙和柠檬砸向我们…肉搏激烈到在某些地方，所见到的人们都不知是在大笑抑或大哭」。但当战斗结束时笑声就更少了。残破与正在下沉的船只「散布广达大约8英里的海域。整个海面都被覆盖著，不仅仅是桅杆、圆材、划桨和断木，还包括难以计数的尸体，整个蓝色的海面都给染红了」。而在战后，在威尼斯政*府所传递的命令下，所有被俘虏的土耳其老兵都被冷血的处决，而其他人则被判刑罚为奴隶。土耳其舰队总共损失了200艘船舰，连带其火炮、仓储，以及大约三万人。除此之外，帝国的溃败燃起了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起义的火花，看起来一度像是吹响了半岛上帝国统治崩溃的先声。那似乎是那个世纪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之一

然而同样地，双方的实力差距也有可能被夸大了。毕竟荷兰在1640年代以前对葡萄牙的陆上基地没能撼动分毫：对莫三比克、麻六甲、果阿(以及9次代价高昂的封锁)的攻击都失败了。甚至即使是在那之后，虽然1650年代荷兰人攻占了锡兰沿岸的葡萄牙基地，但他们对内陆康地(Kandy)王国的征服不断遭遇失败。更有甚者，他们的船舰并非总是所向克捷：1603到1610年间派去东印度的40艘荷兰船只在战争中损失了9艘。而英国人的纪录更凄惨。总的来说，尽管他们孤立了伊比利人的基地，但即使是在公海与葡萄牙船只作战也未必总是能获胜——例如1612年12月23日，汤玛士．贝斯特(Thomas Best)的两艘英国船和四艘葡萄牙加里翁(galleon)帆船在苏拉特外海的遭遇战。就战术而言，英国人无疑是胜利者。他们直捣敌舰，「一艘接著一艘」穿越，「把他们砰的好像船壳要震碎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打中敌舰，因为距离近到不可能失手」。最后，英国人总共发射了600发以上的炮弹，而(据贝斯特所言)葡萄牙人几乎没有还手，像「一群婆婆妈妈组成的军队」一样舔著伤口撤退，「…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简直不相信他们的卑贱和懦弱」。英国的船舰毫发无伤。然而贝斯特的胜利既不完全也不具决定性。他的炮击既没有击沉任何敌船，也没有把敌人赶远。最后，1613年1月，葡萄牙船只不断的出现直到英国人犯了错误，迫使贝斯特在篓子捅大前航向印度尼西亚。  

因此葡萄牙人在印度犯的错误基本上和菲利浦二世如出一辙：他们讨战的方式有如划桨船，在登舰前发射事先装好的蛋药。不过我们不应为贝斯特自以为是的讽刺所蒙蔽；事实上，在欧洲的海域之外，事先装好的一发炮击通常足以逼迫无武装的商船投降。最近的研究显示，不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私掠船或者是17世纪加勒比海的海盗(buccaneer)，他们通常不过携带一两门炮。不过这对他们轰轰烈烈的作战而言已很足够。而且，除非欧洲的战舰出现，不然印度洋的情况也是一样。例如，1622年4月7日至22日间，就在贝斯特船长离开苏拉特数月后，印度洋上的6艘英国船集结在阿剌波海岸，接二连三的截获15艘来自印度的牧司林船只，最后俘虏了1000吨的大船拉希米(Rahimi)号，这艘船是蒙兀儿皇帝的老妈所有。这艘船先是拒绝抛锚，但三响警告式的炮声就说服了这艘船的主人投降。其他船连警告的炮声都不用就束手就擒，而英国人「现在有了那麼多艘船，开始讨论起该拿这些做啥」，带著他们的战利品来到临近的泊地并放手抢掠。拉希米号后来以4000芙洛琳赎回。这正是一个原始的例子，在K．N．乔德胡里(Chaudhuri)教授关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作中被称做「再分配事业」(而其他人可能会直接把它叫做海盗行径)。但这样还不是完整的故事。应该记住该船是蒙兀儿的有钱皇后所有，而她儿子是苏拉特的主人。没多久皇帝便下谕道，除非归还船货，否则不允许任何一艘英国船在苏拉特贸易。高高在上的东印度公司立刻就妥协了。接著在1613年拉希米号再度被劫持，这次是葡萄牙人干的。暴怒的皇帝一度对印度总督府(Estado da India)宣战，攻击散布在他领土上的所有葡萄牙基地。战乱持续了两年，直到葡萄牙人偿还那批赃物。1636年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英国在苏拉特的贸易站被蒙兀儿官方查封，人员被监押并饱受折磨，由於英国船——实际上并不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在阿拉博海劫掠了一些从苏拉特出发的商船。只有在赔款偿清后东印度公司的人员才被释放

在亚洲，只要是欧洲武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当地统治者都能藉由贸易许可或者监禁来对抗西方的大炮。拉希米(Rahimi)号的确装备了15门火炮，而船上的许多士兵也配备有火绳枪；但这些都只是杀伤人员的兵器。西印度的船只通常是以绳索和木钉将船身搭建起来，既没有承受敌人重炮攻击的强度，也没有吸收自身炮击的后座力的能耐。付保护费给欧洲人，并且惩罚那些对已卖出的保护不认帐的，比投资在船只设计和重武装上(毕竟这样做还是不一定能保护商船的货物、避免损失)要来得便宜有效。蒙兀儿帝国不需要海军或舰炮。

或许近代早期的日本海洋史为这种政策的好处提供了更鲜明的例子。这里出现的重要影响是1590年代，刚统一日本的军阀丰臣秀吉对韩国的渡海侵略。秀吉当然完全了解海权的控制在入侵期间的重要性，而他也试著(没成功)雇用两艘葡萄牙加里翁(galleon)帆船来帮忙。当这件事失败后，他将他的舰队实力扩张到拥有700艘船只，假定韩国人会在肉搏战中被数量优势压倒。实际上在釜山登陆的侵略部队并未遭遇韩国船只，而日军展开闪电攻势，在20天内，於1592年3月2日抵达首尔(Seoul)。但韩国海军并非无所事事。在5月和6月，在一连串的行动中，由李舜臣指挥的一小支韩国舰队消灭了许多日本海军支队——总共击沉了大约72艘船舰。接著在7月8日，闲山(Hansan)湾，在一场决定性的会战中李将军消灭了一支敌人的主力舰队；而第二天他又击败了来自日本的支援舰队。这些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倭寇在1560年代为中国所消灭似乎也消灭了无数经验老到的日本海事人员，而这些人没有获得补充。实际上侵略舰队上的大部分水手是不甘不愿的被九州和四国的领主徵招来的，这些领主最近才被秀吉的军队征服。李将军得胜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著名的「龟船」的使用，船长约33公尺，宽8公尺，全部覆盖著六角形的金属版，因此既不能登舰肉搏，也不能在船身上打洞。每边开有12个炮门和22个射口(用於较轻的武器)，加上前后共四个炮口，施放火罐和毒烟。有时候龟船就像现代的鱼雷艇那样贴近，然后从舷侧开炮；有时候它们利用它们的金属撞角洞穿敌人，然后让其它战船贴近屠杀。它们的火炮数量压倒日军，大约是40：1。

但秀吉和他麾下的将军学得很快。日本人对於在船上铺铁板的主意并不陌生。在1578年，另一名有力的军阀织田信长在内海利用了「铁甲船，这样做炮打不穿」。或许它们只是铺上铁板的普通船只，因为当敌人企图登舰时船上的人蜂拥而至船的另一边将他们击退，以至於船就这样倾覆沉没！无论如何，在1592年，秀吉指示他的部属提供铁板，无疑是企图建造与龟船舰队抗衡的战舰。同时在釜山，存活的日本战舰把重炮装上船，并在港口的掩护下集结在一处。即使是李将军也拿它们没办法。

1593到1597年间是这场战争的空窗期；但是，当战事再度展开后，日军控制海洋的企图再次失败。在1597年7月一开始的胜利后，他们的舰队被李将军引诱进海流劲急处，在那里以桨推进的龟船造成了日军舰队的完全毁灭。虽然在肉搏战中不败的韩国将军战死了，这次打击后日军再也不能复原：失去海军的援助，他们的军队无法离开釜山的基地太远，而幸存者则乐於在1598年返回家乡  

征韩的结束，以及同年秀吉的谢世，紧接著的是一段和平时期，不仅仅是日本，其周边海域皆然。倭寇不再出现，而韩国的龟船也不再投身於战斗中(虽然直到1796年，仍有一艘龟船在李舜臣的基地丽水Yosu遨游著)。在日本取而代之的是新型态的海上事业：无武装的大型商船队，船只的平均吨位为300吨，当地建造，而日本籍的商船主则将船只托付给欧洲籍的驾驶员和(经常也有)船员。到了1600年代，每年都有一或数艘这样的商船驶往东南亚的19个目的地之一。它们被称做朱印船(Shuinsen)，因为保护它们的护照上面盖有将军红色的印章。它们完全没有携带火炮。这一开始看起来很不自然：毕竟自1531年以来，葡萄牙法律规定每艘向南驶往亚洲的船只都要搭载火炮，而相反的将军却不允许日本商船在船上携带火器。但这不过显示海军史变得多麼「欧洲中心论」！日本政*府就像蒙兀儿帝国一样，认为向欧洲人付保护费以保证日本无武装商船的安全通行，并且在遭到冒犯时对欧洲人的陆上基地进行报复，这种方式比较便宜且有效。直到1630年代朱印船贸易被禁止，这个系统运作的很顺畅。例如1610年一艘朱印船驶抵马尼拉时，当地正笼罩在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厮杀的战尘中，但日本人安安稳稳的从战团中驶过而没有遭到池鱼之殃。在极少数的状况下欧洲人的船只——通常是荷兰人——曾攻击劫掠朱印船，船上的日本人完全没想过自我防卫，而是回到长崎报告长官。於是港内的荷兰船只与货物全被拘留，同时审理案件、给付赔偿并且行刑。朱印船或许没有重武装，但它们受到法律救济非常有效的保护。任何人若想在获利丰厚的对日贸易中分一杯羹，很快都被迫承认将军的「朱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如果说蒙兀儿皇帝和幕府将军们对支配海洋没有直接的兴趣，因此也没有建立攻势性的舰队，还有其他很多的亚洲国家倒是想这样做。首先有亚齐(Acheh)。在16世纪，(据葡萄牙史家迪亚哥．德．孔托Diego de Couto所言)苏丹阿拉．阿—定．黎阿雅特(Ala al-Din Ri'yat)「在他的床上辗转反侧，总想著怎样完成麻六甲的覆亡大业」，就在1568年实行了一次正面攻击；他的儿子在1573和1575年又试了几次。1629年，苏丹伊斯康达尔．慕达(Iskandar Muda)又发动了一次两栖攻势，由重2000吨的旗舰(舰名为「世界的恐怖」The Terror of the World)为先锋。虽然最后这艘船和侵略舰队的其余部分被俘虏了，它的神威是如此赫赫，以至於胜利者将其作为战利品中的头奖送回欧洲。接著没多久，另一个海军强权开始向欧洲船只挑战，而这次比较成功。阿曼(Oman)的苏丹伊宾．萨伊夫(Ibin Saif)在1650年攻下了葡萄牙的要塞化港口马斯开特(Muscat)，并且立刻以港内的加里翁(galleon)帆船为核心建立起他的舰队。新式的战舰在孟买与苏拉特的造船厂下单，而到了1698年阿曼舰队有24艘大型船舰——包括一艘74门炮和两艘60门炮的护卫舰(frigate)——其实力强大到足以逼降莫三比克的耶稣(Jesus)堡。20年后，阿曼舰队曾暂时的攻取了巴林。西印度马拉德人(Maratha)建造西式战舰的尝试比较不成功。在1650年代，薛梵奇(Shivaji)创立的舰队有大约20艘船只和300名葡萄牙亡命者；然而在1659年这些亡命之徒接受说服后开始叛逃，马拉德海军就此崩溃。

但这些都不过是令人讨厌的苍蝇，如果和中国的海贼王对欧洲人的挑战相比的话。郑成功，在西方文献中被称做国姓爷(Coxinga)，於17世纪在福建沿海建立了强大的陆海军，忠心耿耿於明朝正统的重建(译按：成功有诗云「不信中原不姓朱！」)。自1620年代以来郑氏家族即投身於海上贸易与战争中，那时国姓爷的老爸在亚洲海域追逐西班牙船只，带著一支三艘戎克船(Junk)和100来名海盗的舰队。但当明朝官方的权威势微并终於瓦解后，郑氏的权势则水涨船高。到了1655年，国姓爷麾下有2000艘战舰和10万人以上的部队，并长於使用孩提时代他在平户(Hirado)就已见过的欧洲武器(不论是仿制的、夺获的或买来的)，他老爸曾在那当过一阵子荷兰贸易站的首席通译

支撑这台威力十足战争机器的资源来自贸易，而到了1650年代国姓爷的贸易网络规模庞大。甚至连荷兰人也紧张了。1654年巴达维亚(Batavia)总督(Governor-General)传回的报告称「现在他是能在东方的海上吐我们很多漕的那个人」；而隔年他警告说「国姓爷在这已经成为可怕的肉中刺」。这些话绝无夸大。1655年国姓爷便告知荷兰人，他们的贸易对他而言是个威胁：「咬[口留]吧(Batavia)、抬弯、满剌甲(Malacca)者，其为贸易转贩之地也一，而吾之主也。汝之篡窃，吾毋许也」。(译按：此非汉文原文)他这样说道；而在1657年他派去长崎的船只便有47艘，货物量是当年8艘荷兰船只上的两倍。但国姓爷的贸易帝国有个严重的弱点：它依赖的是对福建海岸与近岸岛屿的控制。失去这些，他的船只就失去了转贩中国奢侈品的管道，以及舰队与人员的补给。在1656到1658年，他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开进扬子江，几乎为明朝收复了整个东南中国；但在1659年攻取南京的企图遭到毁灭性的挫败，而清军则一路杀向福建沿海。清朝最后采取了一世纪前对付倭寇的策略：运用难以抗拒的武力降服那个无法在海上击败的对手的陆上基地。早在1661年，国姓爷便决定将总部转移到更大的外海岛屿：台湾。  

然而抬弯(或者福尔摩莎)早已在欧洲人的控制下。西班牙人於1626至1642年间在北部维持著堡垒，而荷兰人则在1624年后在西南部的热兰遮(Zeelandia)城附近发展殖民地。到了1660年，由於有5万大陆华人的劳动力，他们的移民由荷兰人所鼓励，抬弯成为荷兰海外帝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但殖民地仅有两座小堡垒保护，而在1661年4月国姓爷远征至此，并要求荷兰人投降：他宣称荷兰人是在明朝的许可下才能在此贸易，而他现在要收回这个许可。荷兰人毫无意外地拒绝在这种条件下谈判，而热兰遮城紧接著被封锁。在经过9个月的围城后，在此期间国姓爷部署了28门西式火炮，堡垒陷落了；而抬弯则划归为明朝治下的「州郡」(imperial prefecture)。要求朝贡的使团接著派往菲律宾总督处，并准备著下一波的扩张。既然马尼拉的西班牙士兵不到600人，而在其他岛上更少，当地总督恐慌著下令将南边民答那峨岛上的所有部队撤回，并且屠杀他首都周围的华人居民。但马尼拉最后得救了，1622年6月，死亡终止了国姓爷的事业。当时他年仅37岁(译按：实岁。虚岁39)。  

虽然国姓爷的儿子继续抵抗了20年，这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台湾并非福建：它缺乏粮食补给、人口以及造船设施来支持与大陆上的清政*府的对抗，因此也不能保有贸易必须的取得中国奢侈品的管道。渐渐的，清朝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海军，且一次又一次的得到荷兰人的支援，开始挑战郑氏的势力。国姓爷的儿子在1681年遭遇了海军的惨败，而台湾在1683年投降了。欧洲人总算松了一口气，而中国海在接下来的150年回到了传统的帝国控制体系。17世纪晚期所建立的均势，由欧洲人统治著美洲、非洲与南亚的海波，但不包括远东，将维持下去直到工业革命，然后连带著对大部分印度的征服，在19世纪创造出能够「打开」东亚门户的力量，并且将西方的海权优势转变为对全世界的宰制。(完)